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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亚洲农业概况

201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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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农业概况

迄今为止,农业是亚洲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亚洲的土地上,接近60%的人口从事农耕,而农民永久或间歇性耕作的土地面积占到亚洲总面积的1/6,同时畜牧业占1/5.

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蒙古、朝鲜和越南,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多是在国家的管理下被划分,以合作社、联合经营为主要形式。但是,这样的经营模式被证明缺乏效率,从而被一种新的体制所替代:农民为国家提供一定量的粮食、余粮可以在自由市场出售。中国政府也逐渐放松了对农作物的要求,现如今农民可以自由决定农作物的种植和出售,而且农民还能在小块田地上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禽。

亚洲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土地多为私人所有、并作为自家口粮的来源,同时在一些私有的小块土地上还会种植商品作物。在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大的庄园和农场里种植的商品作物,比如橡胶,能够成为国家出口的主要农作物。轮耕农业在亚洲一些地区占主导地位,这种刀耕火种的轮流耕作模式对土地毫无保留地利用,直至产量下降、成为荒地,人们将这些土地遗弃又寻找新的土地。

水稻是亚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尤其是在东亚和南亚。小麦是继水稻之后的第二大粮食作物。亚洲国家,以中国的印度为代表,产出的大米占到全球大米总产量的90%。主要的小麦生产地包括:中国东北、中亚地区(尤其是哈沙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恒河上游地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区域。

除了大米,东亚和南亚的主要粮食作物还包括:小米、高粱、大麦、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花生、大豆以及其他豆类。西亚和西南亚主要生产一些适宜在干旱条件和绿洲中生长的作物,比如谷物、扁豆和蔬菜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而柑橘类水果、坚果、枣子、无花果和咖啡豆主要作为出口作物。

最有价值的商品作物主要产地是东亚和南亚,例如橡胶和棕榈仁产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茶叶产自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棉花产自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黄麻产自孟加拉、中国和印度,甘蔗产自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蚕丝产自日本、中国、印度、朝鲜、韩国。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的香料都是产自亚洲,比如胡椒粉、生姜和桂皮。

亚洲广袤的平原和高原是畜牧业的保证。在南亚,农民养殖家禽多是为了利用它们作为劳动工具。而在土地不那么肥沃的中亚、北亚和西南亚,人们发展畜牧业多是为了牛奶、奶酪、肉、皮毛和皮革。牲口的粪便多被用为化肥和日常燃料。

亚洲,肉的消费占较小比重,而这些肉主要来自猪、家禽、绵羊、山羊。作为肉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猪都产自中国,穆斯林国家很少养猪,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禁止吃猪肉。养殖牛和水牛一是为了牛奶,二是为了能够利用它们帮助农活。印度有相当数量的牛,但是牛被印度人视为神,所以他们养牛不是出于于经济目的。

绵羊、山羊和马多在草较为矮小的地区养殖。在西南亚和中亚的半荒漠地区,游牧民族通常养殖山羊、绵羊和骆驼。在青藏高原何西伯利亚苔原地带的游牧民多养殖牦牛、绵羊和山羊。

气候变化威胁到粮食生产系统,从而影响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数以亿计的以农业为依托的人们的生计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由于农业对于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依赖程度高,所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由此带来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在亚太地区,近几十年来气候逐渐变暖、极端天气日益增多,按照这样的趋势,农民必须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同时,农业生产带来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亚太地区农业生产带来的排放量占到世界总农业生产排放量的37%,但中国就占到18%

农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同时对排放量有一定贡献,这些特征使得亚太地区的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为了满足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农民本身、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粮食和收入的需要,土地的私有生产迫切需要综合的整改方案,同时也需要定向投资。

气候变化带给亚太地区各国多方面的影响。整体而言,整个区域气候变暖,而根据纬度的不同会有明显差异。大体上,北部地区气候变暖较低纬地区明显。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平均年降水量和气温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海平面上升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些小的岛国人民的生计和禽类的存活率。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一些地区将面临来自降水量、气候和海平面上升三方面的威胁。最后导致亚洲北部较为寒冷的大片地区气温上升、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

农村地区的贫困和气候变化对农业带来的不确定影响都要求农业生产需要做出更加详细的计划。对气候变化的定向投资和更灵活的决策将有利于提供原本稀缺的预算,同时也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分配。

亚洲农业概况

农业对于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在从事经济生产的22亿人口中,有60%以上的人口将农业生产作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农业对于该地区的GDP贡献值却在不断下降。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来说,农业仍然是其直接或间接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在这些农村地区,喷困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贫困程度各不相同、发展方式各异,有一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呈现加速发展。

另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程度和公共机构的成熟度也不同。从国家的高度来说,一个地区农业发展的情况标志着该地区的粮食安全,进而标志该地区在气候变化下的粮食安全中是面临更大挑战还是赢得更多收获。对于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而言,农业生产并不是以对GDP的贡献值来衡量的,它更多是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

土库曼斯坦之外的中亚地区以及东亚地区,农业对于GDP的贡献值都在日益下降。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农业只占到其GDP的12%, 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却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64%。整体上,东亚地区的粮食安全快速上升,但是在蒙古国仍然有30%的人营养不良。由于自身土地资源的稀缺,一些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已经在亚洲一些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及非洲、东欧和南美的一些国家购买或租赁土地。

虽然在东南亚,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其所占GDP比重在柬埔寨仍然占到30%,在老挝则占到40%。此外,南亚的人口营养不足率自1995年逐渐下降,但仍占总人口的18%,在柬埔寨有高达26%的人营养不良。在东南亚国家,农业生产降低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但是也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源(如土地和水资源)的大量恶化。

和中亚、东亚、东南亚不同,南亚的农业持续地占GDP较大比重,1995年至2006年,该比重只略微下降。正因如此,因农业生产带来的雇佣人数很多,占到了该地区总人口数的(不计马尔代夫)接近一半甚至更多。该地区营养不良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20%以上,使得南亚成为了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太平洋岛国的土地灌溉率、人口营养不良比重、粮食占GDP比重的相关数据都十分缺乏,但是,巴布亚岛的数据显示该国农业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32%到2005年的42%。此外,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总人口的近40%。

尽管农业对于地区粮食安全和吸纳人口就业都十分重要,但是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却呈现很大不同:中亚地区相对干旱适合小麦生长,东南亚地区相对湿润适合稻谷生长。同样的,各国对农业的支持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高低也各不相同。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需要定向的干预以帮助农民调整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减小其带来的不良影响。

即使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土地和水资源的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也相当激烈。气候的变化进而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使农业经营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使得冲突的风险加大。由于土地和水资源的稀缺,这种争夺在中亚和南亚将更加激烈。

最后,气候变化将影响亚太地区的粮食安全,这种影响不只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2000年,该区域的农作物产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43%。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该区域对于谷物的需求预计将占到全球的1/3,对于肉类的需求预计将占到2/3。该区域的谷物净出口量尤其是大米的出口量在全球总量中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气候变化趋势

气候变化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雨季将更加温和潮湿、旱季将更加干旱。近几十年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气温逐年上升、极端天气不断增多。该地区的气温预计将持续上升。虽然该地区的降雨量变化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预计该地区(除中亚地区外)会更加潮湿。但是,雨季的降雨强度预计会大大增强,导致了洪涝风险的加剧;而旱季将持续并更加干旱。此外,该地区预计将出现更多的极端天气。

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大的两个粮食生产国分别是中国和越南,继而是孟加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机构(IFPRI)空间分配模式的相关数据(太平洋的12个国家除外)。此外,气候的变化导致喜马拉雅和中亚的冰川逐渐融化,从短期看,这有利于水流量增加,却同时增加了洪涝的风险。从长远看,却不利于粮食生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再加上未来极端天气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就更加不得而知了。人类关于气候变化对疾病和灾害的影响研究尚且不足。虽然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但我们应该在对自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有限的理解上,合理规划,以及早制定相关方案使得农业生产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对农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给全球各国的粮食生产都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减产最为严重的应数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亚太地区而言,气候变化给其长远发展目标带来了巨大压力。粮食增产放缓、收入增加减慢、粮食安全问题凸显等问题已经给该区域的很多国家带来了挑战。

气候变化模式对农业的影响

基于大体循环模型(GCM)对气候变化下亚太地区粮食生产模式结果的相关描述,对比非气候变化下的相关表述,该地区气候变化下粮食生产逐渐减少。预计到2050年,稻谷的产量将下降14%-20%,小麦的产量将下降32%-44%,玉米产量将下降2%-5%,大豆的产量将下降9%-18%。对于喜雨农作物,其种植面积和GCM更宽广,而在GCM的作用下影响更显著,尤其在较温和的地区。如果碳气体的衍生被模式化,那对作物生产的影响更小甚至带来积极影响。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碳气体的衍生效果被高估,而基于近期的观察,研究模型被不断调整。

三维分布范围和国际农业商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IMPACT)包含了粮食供需变化及其导致粮食价格的变化。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商品的国际交易在数量和方向上的变化也被IMPACT纳入到研究范围内。气候变化的自然法则性影响也被纳入IMPACT模型中,粮食价格急剧上涨会给贫困群体带来不良影响。据预计,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粮食价格将比非气候影响下的价格更高。到2050年,前者条件下大米价格将比后者条件下高29%—37%,前者条件下小麦价格将比后者条件下高81%-102%,玉米价格将增长58%-97%,大豆价格将增长14%-49%。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亚洲国家粮食需求量下降、可供应的卡路里平均下降13%-15%。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亚,卡路里供应量将下降15%-18%,这主要是卡路里初始值较小和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原因。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和卡路里供应量直接相关,900万至1100万儿童营养不良率将因气候变化而急剧上升,预计到2050年,还有6500万儿童将面临营养不良的问题。要避免数额的急剧增长任重道远却不是不可能。

此项研究采用了多项投资推测以探讨哪种投资更能帮助降低亚太地区儿童的营养不良率。结果表明,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大量投资是减低气候变化对农业及粮食安全最关键的方法,它甚至可以使气候变化下营养不良上升率下降2/3。对于其他补充领域,比如教育、健康领域的投资将会使得该效果更加明显。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将通过以下方式降到最低:提高当地的生产力、贸易自由化、加快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投资、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等。

气候变化同样会影响太平洋岛国的种植业和渔业,从而对粮食安全带来隐患。但是相关数据缺乏,因此研究这些国家将有利于数据的获取和相关结论的取得。受气候变化影响,亚洲地区肉类和谷物的净贸易量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无气候变化影响条件下,预计到2050年只有中亚的谷物净出口上升,亚太其他地区都只能依靠谷物的进口。在气候变化影响条件下,东亚和南亚地区的谷物进口将上升,在东南亚,气候变化对于贸易的影响因GCM的不同而不同。此研究显示,最终的贸易结果是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的:自然规律的影响范围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该区域供需关系对价格的反应。

此外,更加温暖和干旱的气候以及更多极端天气将减少所有亚洲国家的农业GDP,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太平洋岛国的经济顺势也将十分严重。根本上说,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其农业GDP将减少、贸易环境将恶化,导致贫困增加。

鉴于对气候预报的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CO2的衍生影响、社会生态道路、国家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对农业究竟呈现怎样的影响,我们的预测基于大量假设,不能说是极其精准的。虽然如此,结果还是显示亚太很多地区(尤其是南亚)的农业系统将由于气候的变化受到一定影响。接下来的研究将关注于中亚和太平洋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细节评估。

弹性作为观念框架

弹性在这里是形容一个系统承受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能力。对于自然系统而言,弹性衡量一个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如暴雨、大火和污染)。这个定义表明社会体系对于既有的和潜在的变化都有未雨绸缪的能力。这样,机构和个人就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做好准备避免潜在损失的发生,这样的能力对于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建立对气候变化的弹性需要同时建立起它们依赖的人类系统弹性和生态系统弹性。

人类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弹性观念的产生。人类依赖生态系统的作用而生存(水的自滤、碳类气体的自净、土壤的形成),同时,保持这些系统持续运作的制度并没有与这些系统的内部变化保持一致。社会经济制度把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看做是持续不断地、可再生地。这种观念导致了经济工具的发明、刺激了对生产消费采用的各种经济手段的出现。

然而,弹性观念认识到了社会和环境体系存在复杂而能够相互适应的关系,依赖于过程而非依赖投入,自我运作而非可预测的。透过弹性更利于我们分析气候变化,因为弹性是基于人们对生态系统下人类存在的认知,它复杂、不可预测、不断变化,而相关的测量方式和对其的反应都是基于这些准则的。

农业生产为食物、燃料和光纤等提供自然资源。这样看来,它取决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双重弹性。在社会系统中,弹性根据人户、社区、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取决于农民的文化程度和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农业的弹性和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受诸多因素缓慢变化的影响:气候、土地利用率、土地肥沃程度、耕作系统的大小。此外,农业是数十亿人口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于贫困群体,他们的收入之间关系到社会的弹性。因此,制定出构建农业弹性的方法需要研究各种策略:不仅要减少脆弱土地、更要创收、减少贫困。

这篇报告介绍了建立农业弹性的观念框架。此框架介绍了建立弹性的相关观念、为政策和投资提供了基本信息。表1.1概述了影响气候变化下弹性变化的各因素:对自然法则的影响、社会对影响的敏感度、应对和适应变化的能力、政府机构制定相关策略以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部分都将引导此报告之后的讨论。

亚太地区气候变化的薄弱环节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将该薄弱环节视为具有体现一个系统的特性、重要性以及气候变化速率的功能;它能识别气候变化;同时具有适应能力。简言之,该薄弱环节由三部分组成,即揭露能力、识别能力和适应能力。在文献资料里揭露能力被用于描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生物机能方面的影响。揭露围绕气候变化的空间因次和时间因次来进行,例如干旱和大雨,天气的状况和持续时间,日常天气状况的长期性变化(如气温和降水量)。 气候变化的薄弱环节不仅在于对天气状况的揭露,也在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因素对于各国应付并适应气候变化的敏感度的影响。为了能采取成功的适应性缓解措施,需要对贫苦大众当前的脆弱点、需求以及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包括性别歧视等有关因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将敏感度解释为“一个系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无论该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也指一个农业生态系统不用借助外力的帮助而经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敏感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一个系统的反应灵敏度会同时受到固有的特性和外部干涉程度的影响。

例如,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沿海低洼地区对于海平面上升以及强风暴的敏感度要比那些有防护墙保护的地区强。同样地,水资源紧张且没有灌溉基础设施的地区要比那些拥有灌溉系统的地区对干旱气候更加敏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由于水资源高度紧张,土地退化率高,以及经济上对农业的高度依赖,使得很多国家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极端的恶劣天气状况尤为敏感。

低收入者以及其他敏感人群更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例如,气候变化将会给亚太地区那些正受困于土地退化的贫苦农民带来更多的麻烦。

在高度依赖畜牧业生产的地区,如蒙古国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过度放牧导致气候变化更加脆弱。在人类社会体系中,恢复能力是指人们经受住压力并从压力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是感情最脆弱的群体,她们依赖于用于生存的农作物,她们支配的资源有限,缺乏决策权——即拥有的权力。适应策略应与妇女对于气候变化感到更加无助这种状况相符。

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最为严重,气候变化的影响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控制疾病传播和治疗疾病感染的能力。随着洪涝、干旱灾害的愈加频繁和严重,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全球的病害压力,同时正常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也可能增加受害人数。

多个表示揭露(气温和降水量变化),(对农业中的劳动分工的)敏感性,和(对贫困的)适应能力的指标将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老挝、缅甸和尼泊尔定性为亚太地区气候变化最为薄弱的环节。气候变化特别脆弱的国家——因上述薄弱环节成分三个中的两个而造成不幸的结果—— 包括不丹、中国、印尼、巴基斯坦、巴布新几内亚、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在非洲,最不应该对气候变化承担责任的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和适应能力低的原因,却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尽管如此——从孟加拉国通过做出改进,从而能够承受住热带气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就算是最为贫穷和力量薄弱的国家,也能达到适应能力。

适应力的意义需要加强重要的持续发展主动性,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薄弱环节,包括发展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政策的曲解并降低对农业政策的补贴,继续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大社会保护力度和小型融资,预防灾患,尤为重要的是,将气候变化划入制定农业政策的主流思想。尽管如此,无论是这些发展政策,还是自制的应对策略,对于亚太地区各国适应气候变化来说都是不充分的。相反,要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他们在目前的能力之上对现有的发展政策做出改进。革新后的发展政策包括:(i) 对各领域内部和各领域之间的投入分配做出调整,(ii)加强对风险分担和降低风险进行投资的关注力度,(iii)提升投资的立体目标性,(iv)消除现有的会加重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利政策,(v)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通过对碳和其它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如水的净化和生态多样性)的评估来提升可持续农耕实践的价值。
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型适应性措施主要包括:(i)对农业生产实践做出调整,以提升土壤的生产能力和吸碳能力;(ii)改变对农业水资源的管理,使水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iii)发展多元农业,提升对气候的适应能力;(iv)发展农业科技、农业咨询服务和农业信息系统;(v)风险管理和农作物保险。改变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的投资分配

发展中国家长期进行科学、技术以及创新方面的投入。尽管如此,使用生物科技和变基因培育农作物将是应对与气候变化(包括干旱,高温,盐碱土壤,害虫和病害)有关的生物的和非生物挑战的必要举措,这些举措应当与农作物多样性和适应性方面的传统知识结合起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私有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对农作物改良进行投资,国家对其的鼓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i)减少对交易形成的政策性障碍,(ii) 改进基础设施,使得种子改良和其它农业投入的生产分配得以进行,(iii)为转基因开发的引进制定合适的规章制度和生物安全协议,(iv)重整知识产权,以便能够鼓励农作物改良方面的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食品公司成功地将各种可持续发展途径作为新的市场营销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种植有机农作物,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寻求公平贸易,促进生物多样性。这些公司的经验应当被记录下来并提炼到培训课程中,使得公共部门可以方便地传授这些经验措施。

亚洲的很多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共部门在科研方面的投资增长速度缓慢了下来。生物技术和生物研究安全性监察制度两领域内的投资在应对需求方面的压力时显得不够用,特别是在解决国家间限制性措施方面。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和科技力,贯彻执行风险评估和生物研究安全性规章制度,从而能够有效地发展和采用生物科技。

需要加强灌溉和水资源方面的投资,对蓄水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提升,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降雨量和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在降雨量变化非常不稳定的地区,最好投资于各个小规模的集水工程。气候变化、水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能源成本的长期变化,也能极大的改变用于蓄水、灌溉和水利发电的大型水坝的成本效益,尽管这样会带来环境和居民搬迁问题,但这些投资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未来灌溉投资的合适的规模和区位选择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加强对风险分担和降低风险投资的关注

天气状况和生产成果的更加不确定性要求对风险分担和降低风险的投资提高警惕。这些投资包括:金融市场改革、农作物自然灾害保险以及全方位的社会安全网,既保护农作物不受新增灾害的负面影响,同时引导农民做出决策,这些政策也并非没有风险。国际间农业贸易是分担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机制,因而应有开放的贸易制度作为支撑。

设立合适的农业咨询服务、水文气象基础设施、有效的金融市场和机构,对于降低农民因做出农业生产决定所承担的风险是很有必要的。机构性改革——例如各种形式的承包农业生产——将会鼓励小型农业者进入出口市场。
对基础设施和其它投资效率和熟练程度的升级需求也与风险管理有着直接的联系,包括实现灌溉的现代化,而不是仅仅将其修复,并对铺好的路而不是泥泞路进行投资。也需要进行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实践,比如害虫综合管理,这就要求提升人们的农业管理能力。提升妇女在家庭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她们支配控制资产的权利,也能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有一套现成的降低风险并提升灾害预防的机制,它就是印度洋海啸警报和减灾系统,它由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该项基金通过让该地区各国具备制度上、技术上和系统上的能力,以加强海啸早期预警能力。该项基金将由各国政府管理,确认重点项目,进行设计并执行方案。2008年岁末,该项基金已批准通过了该区域的11个项目,总预算金额为920万美元。尽管目前的开发规模相对较小,但该项目展现了区域合作的潜力。

提升投资的空间定位

需要进行广泛的适应性投资,但该项基金也应定位于这些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即有最强程度的气候变化信号和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特别是依赖雨水的农业或低洼三角洲地带。海平面上升将增加农耕区土壤的盐度,这就要求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在一些地区,农民需要从事替代性的生存活动而非种植农作物,比如饲养牲畜或养殖水产,在孟加拉西南沿海地区的洪涝季节,该生产活动已投入实践。同时需要更多更好的空间分析,以降低对气候变化所影响的区域的不确定性。

消除那些将加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现有不利政策

由于气候变化会导致食物,能源和水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得农业补贴政策成本增加。应当削减对灌溉、用能和化肥的不正当补助,用于适应活动的投入将增加农业收入。这些补贴不仅误导了生产决策的制定,同时促使碳排放量高出经济学上的适当标准。随着自然资源实时价格的攀升,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服务管理办法(如提升水价,付费环境清洁服务(PES),煤炭贸易)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改进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产权定义对于使用市场策略执行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包括PES)是非常必要的。改进早先PES方法的一个途径是让当地的社会团体加入进来,让他们能够进行协商,从而确定支付方式。例如,分水岭下游的用户会去和上游的用户进行协商,以保护水不受污染,地面不会下沉。作为对上游用户执行商定的行为活动准则的回报,下游用户将对上游用户支付报酬和奖赏。

当主动权掌握在当地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手中时,就很容易实现可持续,因为下游用户如果坚持对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就能从中获益。相比在较大的社会团体中要用很庞大的力量才能确保所有的资源用户都能受益,该类协商合作协议更容易在相对较小、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团体中实现。实际上在实际生活中,该种例证基本上都依赖当地的领导层和其它特殊的因素,更与当地资源的非本地控制相关。

通过对碳排放的评估增加可持续农业活动的价值

碳排放应被视为地球以外的事物,通过碳贸易中的碳值增加可持续农业活动的价值,这种状况会增强农民长期采用可持续的农耕劳作(如小规模耕作,综合管理土壤生产、害虫、疾病以及杂草的能力)的可能性。
产权由于产权没有保障,农民不情愿采取措施保护土壤,因为他们不能确保将来的产权。无保障的土地保有权降低了农民改进耕作方式以应对环境恶化的动力,这也加重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农作物生产的不稳定性。非可持续的土地耕作活动加重了土地的退化,这在未来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比如通过碳和生物燃料使收入增加可提高土地带来的收益,但事实上这将使无产权保障的农民的地位变得更为糟糕,因为土地所有者会征用这块地以寻求对新增的收入有更多的占有。

为应对农业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适应性挑战,农民要进行长期的投入,这些投入(如土地生产综合管理、树木栽培和水利灌溉)需要有产权保障,从而使人们在进行投资时充满动力并具有主人翁意识。对土地和水利产权改进后的定义和保护是合理有效地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气候变化政策的必要成分。

并不要求一定是个人的或名义上的土地才能保障其产权;也可对集体或传统保有的土地进行保障。然而当土地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时,传统保有的土地也可能不再有保障。这些事例需要用新的方略来保障土地的传统保有,这可能会涉及到名义上的更替。这些替换包括对土地传统保有的认可、确定传统利益的代理人以及确保集体成员对资源的共有权。此外,还需对妇女的权利给与特别的关注。

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和策略

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在发达国家进行的非常慢,在发展中国家也将很难实施,包括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短期预算需求紧张,关键部门紧缺对适应性需求进行评估的资金。为使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主流,各国需要着手多方面的风险评估,不仅要在气候风险上进行合作,也要在现有的薄弱环节上进行合作,如低层次的发展、落后的管理、政局的动荡以及像人口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以及水土资源不足等预料到的未来趋势。质量和数量上的推测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并有可能在次国家级和地区的层面上进行。如果和详细的适应性选择经济分析结合起来,这些多层面的风险评估和推测就成为发展综合健全的适应性计划的基础。连同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的财政扶持,就可能成为使气候变化成为发展计划主流的关键机制,但NAPAs的进程非常缓慢。 气候变化也能成为将困难但必要的改变执行到当前事态中的刺激因素。煤炭、食物、燃料以及与气候有关的环境资源价格的上涨会促进使 重要决策和投资机遇的出现。

IMPACT 模式是用来估算所要求的对农业研究、灌溉以及在可替换的气候变化推测下对亚太地区的乡间道路所进行的适应性投资。这份文件对适应投资成本有界定,与一项气候变化协议中所提议的到2025年用于减少一定数量的营养不良儿童所需的成本相同,到那时,气候变化将达到非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

该研究还估测,为抵消亚洲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2010-2050年这段时间在农业领域将要额外花费1680-2010亿美元。该数据在预计的3500-3380亿美元总支出底线之上,也就是49-58亿美元/年,每年额外增加了42-50亿。到2050年在农业领域的支出将增加2/3。这一大笔额外的开支(超过60%)应当用于加大对农业研发的投资,之前无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上的其它地方,该项投资一直在缩减。同时必须关注能充分与农村地区联系的道路,从而维系农村农业市场与全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结合。灌溉的作用,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下,同样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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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admin 03/06/2015 - 08:52